汪曾祺:文中有画意新濠国际

2019-05-27 14:23栏目:艺术

● 文人表字有谐音一格。

汪曾祺先生是多面手,脚踏戏剧和文学两只船,书画兼擅,还有美食家之誉。虽说如今能作文、亦能画的才子型作家不少,但多能分得开,画是画,文是文,两档子事。对于汪先生来说,文与画是融合无间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文。本文尝试从书画这一视角切入,走进汪先生的文学世界,探讨书画修养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

  此法以同音换字,十分方便。闻之,可取美意;落笔,可书佳字。似同非同,似异非异,虚实生趣。

自得其乐

  清代书法家郑兴谏,字行健,名与表字谐音。行健,既取《易》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美意,正好回避了原名“(大)兴(进)谏”招惹朝廷不快的麻烦,还可以落笔书来佳字,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汪先生晚年有两个愿望:一是在中国美术馆开一个小型画展,二是出本书画集,然而这两个愿望在生前都未实现。在去世近三年后,他的子女整理父亲生前画作,用其稿费自行印制了一本装帧考究的《汪曾祺书画集》。这本书画集是非卖品,只印了千余册,送给家乡高邮和生前友好作纪念。

  近代爱国将领冯玉祥先生,原名冯御香。因为自己嫌名字沾带点脂粉气,加之旁人亦觉得此名与冯御香先生本人的气质作派相差太远,故而权衡再三,觉得晚改不如早改,遂更改为冯玉祥,后以字行。“御香”与“玉祥”,即谐音换字。

《汪曾祺书画集》收录书画作品120余件,从中可以窥见汪先生书画创作的大致风貌,是典型的文人画,每一幅都值得玩味。书后的“一点说明”指出:“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是可以互为补充的。”这无疑是解人之语。

  听赵朴初先生说,海上诗书大家沈尹默先生,原名沈君默,因“君”字有“口”,与“默(沉默)”相戾,友人劝他不妨舍去“尹”字,索性改为“沈默(即沉默)”。沈先生笑道:“宁去口角,不舍尹吉”,遂去掉“君”字的“口”,留下了“尹”字,改名为“沈尹默”。

汪先生对书画的态度是“书画自娱”“自得其乐”,同做美食一样,是写作之余的休息、“岔乎岔乎”。他说:“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他还引用晋代陶弘景诗句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当然,这也是老人家的谦虚说法,实则他的书画作品送人的极多。坊间流传着很多有关汪先生赠画的趣闻轶事,到底多少人手头有,至今仍是未知数。文人雅士自不待言,平头百姓因为种种机缘,得到其赠画似乎也并不难。

  按古代“沈、沉”相通。《墨子·非命》有“内沈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鉴于“沈默” 即“沉默”,故有上述友人建议改“沈默”的说法。

汪先生曾给冯友兰先生之女、作家宗璞画过三幅画,有幅牡丹图上题赠小诗:“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临风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小诗甚得冯友兰称赏,赞其“诗中有人”“不隔”。宗璞也说,汪曾祺的戏与诗、文与画都隐着一段真性情。

  然而,沈先生乃文坛名儒,岂能轻易斧凿己名?

汪先生给作家张抗抗也画过牡丹,并题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张抗抗忍不住感叹,汪老的诗“耐人品味”。

  沈先生说“宁去口角”,意思是宁愿去掉下角的“口”。又说“不舍尹吉”,依笔者拙见,此语颇有深味。尹吉,出自《诗经·小雅》,谓中正美善的德行。从字面上看,“不舍尹,吉”可以解读为“不舍 ‘尹’字, 吉利”。若以双关体味的话,也可以解读为“舍不得那中正美善的德行”。无论哪一种释解,语意皆上好。

两幅画虽都无缘得见,但这两首题画诗流传甚广,足以印证汪先生画作的品格。

  沈先生又字“中”(正而不倚),亦取同样的美意。

前段时间,笔者收到东北师范大学的徐强老师发来的一张图,说是新近看到的汪先生画作。那是1992年5月,他为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黄伟经画的兰花山石图,上题:“南风薰薰,唯吾德馨。随笔随意,鼓瑟吹笙。”黄伟经时任《随笔》杂志主编,题诗与兰花契合,又巧妙将“随笔”二字嵌入其中,风雅有趣。

  沈先生号君墨。那是将原来的名字“君默”,换了个同音的“君墨”,既谐音换字,又巧用通借。

1995年,汪先生应邀赴温州瓯海采风,曾给搀扶他走路的当地少女题字:“家居绿竹丛中,人在明月光里”,又给其父亲开的饭馆写招牌“春来酒家”。离去世两个月前,汪先生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爱是一束花》,大受感动,随即写下《花溅泪》一文,还邀好友为此文写评论,又画一幅画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作者车军——画的是几束盛开的丁香。

  按古代“墨、默”相通。《史记·商鞅传》“殷纣墨墨以亡”,又《汉书·窦婴传》有“婴墨墨不得意”,其中“墨墨”与“默默”,音同义同。读者如果只见谐音换字,不知“墨、默”通借之微妙,亦是不解沈先生以“君墨”为号的风雅文心。

车军不胜感激,专门送去装裱,负责装裱的后生很懂画,赞曰:“画好,字好,意也深!”但凡有一点因缘,汪先生便慷慨赠人字画,“有求必应”,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前日参加书法作品评选,陕西有张姓作者以小楷书《史记·商鞅传》,因“殷纣墨墨以亡”中有“墨墨”二字,被评委当作“默默”的误书,列为落选。笔者当即以“墨墨”与“默默”相通告之,彼等不信。晚间席上,遂以沈尹默字号故实言之,彼等无言,料已心领神会。然小楷书已经落选,奈何,奈何。

对于自己的书画作品,除了谦虚,汪先生也颇有些自信甚或自负:“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我的画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还说:“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这些话不啻是理解其书画作品的最好注脚。

  (1990年4月)

翻其书画集,可以看出,汪先生的书画大抵如此,随意、随性,因有寄兴而颇多意趣,耐人品味。假若没有这些书画作品,没有这些颇见情趣和品格的口口相传的故事,汪先生还是不是大家心目中“可爱的老头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 剧作家汪曾祺先生写什么,什么都精彩。那部后来改编成《沙家浜》的剧本《芦荡火种》,曾经把当时的九州四野搞得风风火火,高潮不断。他还写小说写诗,一写,又佳作联翩。仅那篇不过一万两千字的《受戒》,写小和尚明海和村女小英子的初恋,就让多少读者深深感受到尘世间真美的存在,从此进庙步庵的目光好像都清纯了许多。

才子文章

  写作余暇,汪先生做什么呢?唱京剧,哼昆曲,韵味十足。兴致好时,也作书画。其书画,简洁明快,遣兴自娱,颇见文人书画气息。他画画,不惯设色,以素净为主。想着画什么,顺手裁张宣纸,就着案头笔墨,随心所欲地涂抹一番。画完,落款,钤印,歪着头,近看远观,然后一笑,起身往客人多的桌边坐下闲聊,再不管刚才大作的去向,洒脱得很。

汪先生创作了数篇以绘画为题材的小说,《岁寒三友》《鉴赏家》《金冬心》等都是,足以证明他对书画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深入骨子里的透彻理解和喜欢。

  笔者见过汪先生作书画,他间时谈笑,想画就画,不想画就闲聊,不像某些“大师”拿捏端谱,弄得一旁伺候的诸位心惊胆颤,手足无措。汪先生儒雅如如,观者轻松,大家融融洽洽,一如“取凉于扇,不若清风自来”,气氛自然温馨乃尔。

“岁寒三友”的说法源于传统绘画主题——松、竹、梅。而汪先生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分别为开绳厂的王瘦吾、做鞭炮的陶虎臣、介于画家和画匠之间的画师靳彝甫。三位是好朋友,也是贫寒之交,都靠手艺吃饭。当王瘦吾、陶虎臣两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在死亡线上挣扎时,靳彝甫毅然决然卖掉了他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来接济两位老友。这样的深情厚谊令人动容,人性的醇厚和温暖跃然纸上。

  听汪先生说,他从小喜欢舞文弄墨,对书画天生有亲和力,这是“内因”。“外因”有二,一是受他画家父亲的影响,相信人对物若有感触,可以怡情笔墨于纸,心照通灵;二是自己人生坎坷,经常居无定处,巧了,无论在哪儿,偏偏都跟画画连在一起。年幼在家,跟着父亲画画刻印;上学,几位老师都爱画,自己也跟着画花草鱼虫。当“右派”时去沙岭子劳动,莳种葡萄,就画葡萄。在沽源马铃薯研究站,就画马铃薯,画过马铃薯的《图谱》,品种有百十来种之多,堪称“马铃薯图谱之最”。后来种口蘑,又画《口蘑图谱》……反正只要想画,伸手又能抓着笔墨纸砚的话,必定挥洒一番。

《岁寒三友》对靳彝甫的刻画很“专业”,说他家三代都是画画的,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什么都画,也画行乐图和喜神图,靳彝甫本人喜欢画青山绿水和工笔人物。小说中另有一个人物季匋民,是位衣食无忧的大画家,正是他买走了那三块田黄。其中有一段描写是季匋民对靳彝甫的对话:“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着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最困难时,没有书画印章,怎么办?弄点红颜色,自己画印章,聊以补白,尽兴而已。沽源,原清代传递军书公文的驿站,又称军台,是西北道二十九处军台的首站,在张家口东北,两三毛钱能买一大碗牛肉面的地方。清代官员犯了罪,敕令“发往军台效力”,多半从这儿开始流放之旅。汪先生画马铃薯《图谱》时,就用红颜色画过“军台效力”、“塞外山药”等闲章,调侃遣兴,自得其乐。他说,“张家口那边管马铃薯叫‘山药’,我们江南人叫‘洋山芋’,陕西叫‘地蛋’。如果按物称名的话,山药不是马铃薯,所以我给它取了个新名字:‘塞外山药’。就像京津文人称作‘墨丸’、‘笔床’的东西,我老家叫‘乌块’、‘笔架’一样,物有异名,雅俗共存,心照不宣,也挺有意思。”

这样的描述,没有书画功底断不可能写就。

  汪先生画画,时常想起他的父亲,说他们父子俩就像亲兄弟一样,一块画画写字,一块变着法子玩耍。听汪先生讲他老爸汪公的趣事,大家都特别开心。老汪公会吹拉弹唱,做风筝、糊灯笼、捕鸟捉蛐蛐,反正孩子们爱玩的,他全会。看他总能带着一帮小孩,拥前簇后地满处嬉闹,邻里都称他“孩子头”、“孩子王”。汪先生说,自己当时最爱看书学画,着迷时,晚上让蜡烛火苗燎去脑门前一绺头发。第二天吃早饭,老爸看见,没有训斥,只是拿剪刀给他咔嚓咔嚓,留下一顺儿短茬。自己觉得难看,生气不理老爸,转身要走,老汪公伸手拽住儿子,喊了一句“我那辰光也燎过剪过,不丑”,父子哈哈一笑,便万事大吉。

而《鉴赏家》中的大画家季匋民和卖水果的叶三虽然地位、身份相差悬殊,却是一对难觅的知音,二人在艺术上、精神上是相通的。小说中写道:“季匋民最佩服李复堂。他认为扬州八怪里李复堂功力最深,大幅小品都好,有笔有墨,也奔放,也严谨,也浑厚,也秀润,而且不装模作样,没有江湖气。”这哪里是在写季匋民,分明在写自己对李复堂的态度。小说中季匋民画了画,叶三都能说出好在何处——

  老汪公,名菊生,字淡如,号灌园生,工笔写意兼擅,最爱画花鸟,还能自己调制“极品印泥”,在当地颇有名气。家里开药店。长辈都坐堂行医,老汪公本应该传承衣钵,钻研岐黄术,况且已经专擅医治眼病,但偏偏倾心翰墨丹青。上门求看病的人多了,他打不起精神来,觉得天天为医没意思。上门求书画的人多了呢,他兴奋之后又嫌烦,拖着躲着,全然一副“债多不发愁”的样子。老汪公刻印初宗浙派,中年后习治汉印,汪先生的评价是“我老爸算不上专精篆刻,但奇不离乎正,求刻印的人也不少”。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当时的家庭教育不讲什么科学方法,严父为师,通常都得用竹尺等家法镇案,唯独老汪公例外,对孩子不打不训,一律放任自流。学画写字时,老汪公言教甚少,只顾低头写画。让儿子一旁观看。儿子动手写画时,老汪公一旁观看,偶尔发表观感,说些建议,从不强行儿子亦步亦趋地跟踵其后。初学写字,老汪公建议汪先生写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楷书,后来又建议儿子兼习北魏《张猛龙碑》,说是“壮其筋骨,增其气象”,确实很有眼光。他认为写字必须入门要正。正什么?正骨格,正气度。因为写字还关系日后为人处世,如果入门不正,一心旁门取巧,写得猥琐苟且,一辈子做人都不得痛快。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教育,原本就是循循善诱的事,宁可以童心,不可以世故之心;宁可平等亲密如兄弟,不可胁迫威逼如君臣。这道理,容易明白,实践不易,所以未必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出色的严慈恰好的父亲。有位作家朋友曾羡慕地对汪先生说过“你童年摊上了个好老爸”,汪先生笑道“不,是摊上了个好‘孩子王’……”

“唔!你怎么知道?”

  看来,老汪公的名言——“多年父子成兄弟”,不定真有些科学道理。汪先生就是这样跟着这位“特能翻花样,特能出玩点子”的父亲长大成人,而且同样坚韧乐观,同样永葆童心不泯,笑傲一生,最后艰苦地成就了自己文学和艺术的事业。

“花是乱的。”

  (1994年8月)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

对话简洁传神,是在说对一幅画的鉴赏。如果没有书画方面的修为,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何以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金冬心》则写了一场豪宴,大盐商程雪门宴请新到任盐务道铁保珊大人,请扬州八怪之首的大画家金冬心作陪。宴会中行“飞红令”,情急之下,程雪门胡诌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正当大家对这句逻辑不通的杜撰诗句起哄之际,金冬心凭着自己的捷才作诗一首:“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并说这是元人诗句,替程雪门大大挽回了面子。程雪门为表谢意,第二天给金冬心送来一千两银子。小说此前还有铺陈,说靠卖画为生的金冬心,手头正紧,赶画了一批灯笼画,想请金陵的才子袁枚帮着卖掉换些钱用,不料画被如数退回,他心心念念的十盆箭兰也没钱买。得到程雪门的银子后,他立刻把那兰花买回家。

黄裳先生评价《金冬心》:“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气力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描摹和把握,非汪曾祺莫属,说是“才子文章”毫不为过。

小桥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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