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出版家纯粹的文化人新濠国际

2019-05-10 12:47栏目:艺术

新濠国际 1王世襄与明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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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国际 3文物出版社版《明式家具珍赏》

著名出版家、香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萧滋先生葬礼明日在香港举行,本版特刊发曾任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的李昕先生悼念文章,以兹纪念。

新濠国际 4内地三联书店版《明式家具研究》

前几天,我写好一篇文章,因文中提到萧滋先生熟悉的人和事,于是想寄请老人家指教。不料突然被告知,老人家刚刚走了。

  “凡是已经出版内地版的书,一般我们都采取支付版税的方式,凡是尚未出版的书,则采取由内地出版社供应已经编辑的稿件,再由香港三联按照国际规格加工成书,在香港印刷后,以版税、稿酬或提供印刷用菲林或印张若干册(大型画册类一般都采取提供香港印刷的内页印张,一般都均达1-2千册)的方式代替版税,然后在内地装订成画册销售。至于内地编著者,因组稿者是内地出版社,所以均由内地出版社与编著者结算稿酬或版税。这个办法实施多年,达到了中港合作,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出版者和内地编著者普遍接受,认为对各方都有好处。”

我顿时怔住,难以接受这个意外的噩耗。几个月前参加香港书展,顺路到萧滋先生家里拜访。那天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虽已是91岁高龄,且多年前曾患皮肤癌,但他告诉我“感觉和健康人没什么不同”。我从内心里为他高兴,为他祈福,可是谁能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癌症恶化呀。

  201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田家青著《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2015年底,我才获得这本书,最近才有 时间拜读。田家青是王世襄先生的唯一入室弟子,为了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周年写成此书,以富有师徒深情的语言详细地介绍了王世襄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日常生活,读来回味无穷。惟对当年香港三联书店发现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著作并设法介绍到世界各地的过程则只字不提,反而以“无奈的合约”为题,对当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之间的合约表示不满。因此,我不得不将当年香港三联出版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著作的过程如实缕述,展示真相,以正视听。

萧滋先生是香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人称萧公。在老一代出版家里,他是我特别敬重的前辈。

   王世襄两部明式家具专著的出版过程

我生也晚,虽与他同为三联人,却不曾在他领导下工作。1996年我到香港三联任职时,他早已退休。但因为他关心三联,与我多有来往,我们成了忘年交。

  《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是已故文物学者王世襄先生众多的文物著作中最负盛名的两部专著。这两部著作由香港三联书店先后于1985年 和1989年出版中文版,畅销港澳台及海外各地。其中《珍赏》还曾出版北京文物版和台湾版。随后两书又先后译成英文,并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珍赏》授 权英、美、法、德等国出版社而先后出版英、法、德等外文版,《研究》则出版了英文版。这两部巨著,展示出明式家具的典雅优美,吸引了万千爱好者,因而掀起 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热潮,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文物收藏家的重要藏品,而且进入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驰名的拍卖行,香港也出现叶承耀、刘柱柏等著名收藏 家。各地还出现田家青(北京)、马未都(北京)、伍嘉恩(香港)等研究学者,我不了解海外情况,深信也应会涌现不少研究者。王世襄先生的绝学后继有人,也 可无憾了。

大家背着一捆捆《人民画报》走街串巷,竟然破纪录地将画报的订数扩大到10万册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担任香港中资出版机构三联书店的总经理。随着内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港澳台以至海外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普遍对中国大陆投以关注的目光,于是掀起一股”中国热”,香港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到来了!

在我心目中,萧公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也是一位纯粹的文化人,一位品格高尚的君子。

  其时,内地的书刋对外出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尚未正常化,但香港三联则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充分的供应。我们逐渐认识到,光靠销售内地出版物,已不能满足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人和外国人士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的需要。今后应以繁体字多出版各类图书。除中文版图书外,还应适当出版一些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图书,设法进入国际市场以满足外国人士和部分华人的需要。于是立即扩大编辑部。但稿源还得靠内地出版机构支持以补香港稿源之不足。其时中资出版机构已组成以蓝真先生为首的“三联、中华、商务香港总管理处”,他也十分重视加强香港的出版工作,并组成组稿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他亲自率领下到北京组稿,我作为三联书店的代表参加。首先访问文物出版社。该社的社长王仿子先生不但是1939年就参加生活书店工作的老三联,且1946-1948年间曾在香港生活书店工作过,是我们的老前辈。王社长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毫不犹豫地嘱咐工作人员拿出该社的选题计划让我们挑选。这份选题计划真是琳琅满目,既有十分专业的(例如发掘报告之类图书),也有十分普及的(例如书法碑帖),但是我只看中王世襄先生关于明式家具的专著《中国传统家具的黄金时期——明至清前期》,认为这个选题既具学术水平,不但可出中文版,而且具备出版外文版发行到世界各地去的条件。为何我对这个选题感兴趣呢?这与我上世纪40年代末至 50年代初曾经在上海和北京从事过一段时期的外文图书的进口工作有关,早已知道上世纪40年代北京一家法国人魏智(Vetch)开设的 EditionsHenryVetch,曾经出版过一本由德国旅华学者、当年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的艾克教授(GustavEcke,1896-1971) 用英文编写的中国家具图书——《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Chinese Domestic Furni ture),我在香港还获悉魏智后来从北京移居香港,获聘主持香港大学出版社,不久《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英文版也由该社出版了香港版,营销港澳和海外各地。说明洋人早就有收藏家具的传统和习惯,现在连中国家具也进入他们的视野了。

在香港出版圈里,萧公的儒雅,是一向为众人所称道的,他身上有一种浓重的文人气质,使他永远风度翩翩。也许,他天生应该是一位艺术家,因为他自幼喜欢美术,在书法和绘画两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晚年又投身于书画创作,成为香港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但是,他的人生事业定位在出版方面,这是他的一种主动选择,而且无怨无悔。

  我即向王社长反映这部著作是否可以考虑由文物和香港三联合作出版。王社长是十分支持香港三联的,他就立即邀请王世襄先生到出版社与我会面。在我初步翻看了这部著作的书稿和与他详谈之后,发觉这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研究明式家具的学术专著,通过交谈更增加了对王世襄先生的了解。原来他出身世家,抗战时已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抗战后期又到抗战后方,由我国著名建筑学者梁思成安排担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直至抗战结束。其间既在李庄从事野外调查 工作,又研读《营造法式》《清代工匠则例》等古籍,对他后来从事髹漆和明式家具研究有很大帮助。抗战结束后,他又为国家追讨抗日战争时期被劫文物做了许多工作。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文物专家,解放后竟然人为地尘封三十余年!但这部专著以文字为主,插图的摄影质量也差,如原样出版,效果肯定不好。因我对这个选 题和作者都有信心,也懂得香港和海外读者对这类图书的编印要求,于是大胆提出新的出版计划:建议先请王世襄先生编一本以图为主的大型画册,可先出中文版, 再争取出英、法、德等外文版,打响第一炮后,再出版这部学术专著不迟。这个计划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襄先生的认同,于是作为两个出版社的合作项目逐步落实,双方还签订了合约。这两部画册分别以《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命名,这是后来担任这两部大型画册的编辑黄天兄提议,并得到文物出版社和王世 襄先生赞同的。

萧公是广东人,在上海出生。新中国成立时,由于考虑到要“效力国家”,原本已经被杭州美专录取的他放弃了从事艺术、成为画家的梦想,应聘到北京的国际书店里做欧美图书进口工作。一年以后,凭借懂得粤语和英语的条件,他被选派到香港。

  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太值得尊敬了。为了出版《明式家具珍赏》打响第一炮,所有的照片都要按照国际标准的要求重拍。王世襄先生不顾已近古稀之龄,决心带队重拍。他搬出自己的藏品,又前往故宫和陈梦家等居处挑选各式典型的家具,供文物出版社专业摄影师拍摄。硬木家具是十分沉重的,他亲力亲为,参与维修甚至扛抬工作。其疲累可想而知。当时内地还十分缺乏专业用的摄影用品,所以菲林和摄影用布景纸等都由三联供应。三联还经常派遣设计人员前往北京参与摄影工 作,使拍摄成品的构图和分色等符合国际大型画册的制版要求。总之,三联为了这部书投入大量的资金和设计力量。这部《明式家具珍赏》大型画册的书稿耗时一年多终于在王世襄先生、北京文物和香港三联三方的通力合作之下宣告完成。

上世纪50年代,萧公是当时香港出版界难得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了解市场,懂书。他先在新民主出版社负责图书进口和发行,1963年调入三联,此后,直到1986年退休,23年中他始终是香港三联的负责人之一,1979年起任总经理。

  当时香港三联的编辑出版部门刚成立不久,尚欠缺能够编辑面向国际的大型画册的人选。正好相识多年的黄天兄刚从日本学成归来,我知道他的学养和工 作经验都足以主持这类画册的编辑工作。因为他早年曾在澳门当过记者,爱好阅读中国文史读物,并精于书法。1977年至1984年间,他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日本东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他留校在图书馆自修研习中日关系史年余,每周又常到神田书店街淘书,是东京古书会馆的常客,因而对各类图书的内容、风格都有深入的认识和心得。同时他又参与二玄社《中国篆刻丛刊》(四十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二玄社是世界著名的书画美术出版社,黄天兄参与其间,使他也学习到先进的出版工作。我早就欢迎他参加书店工作,这也是他的志愿。当他1984年学成回来,我立即正式向他提出邀请。我们又为他以输入人才的 形式申请来港工作。1985年接获批准后,他就立即来港加入香港三联,主持这部画册的编辑工作。果然,在他的主持下,在尹文、马健全、黎锦荣等编辑设计人员的配合下,只用了7个月时间就完成全部编辑设计工作。期间,他认真地研读书稿,有不明或存疑之处,他必认真地以书函或电话向王世襄先生请教或商榷。有属于出版方面的问题,也必逐一提出,分别与有关人员研究,两部画册的书名就是他认真思考后提出的,都得到北京文物和王世襄先生的认可。由于黄天兄是这样认真地处理这两部明式家具画册的出版工作,他不但熟读两部画册的文字稿,而且无数次直接与王世襄先生书面请教,还曾利用因公北上的机会,直入王世襄先生芳嘉园旧宅,在满贮明式家具的居室中请教和探讨,甚至能提出王世襄先生也未考虑到的问题。由黄天兄来编辑王世襄先生的著作可谓珠联璧合。黄天兄完成这两部大作的 编辑工作之后,他亦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式家具专家吧!

香港三联作为中资机构,它的发展和大陆出版是彼此呼应的。“文革”前,它的功能侧重在发行方面,主要是将大陆图书介绍到香港及海外。萧公利用自己长期从事图书进出口的经验,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那一时期许多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的图书,包括人文社科著作,也包括文艺作品,从毛泽东著作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三联都安排在香港翻印,并发行到海外地区。当时,中央对香港的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萧公和三联人所做的工作,就是“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宣传新中国。在“文革”时期,大陆的出版陷于停滞,香港三联没有多少进出口业务,萧公他们就铆足了力气发行《人民画报》。大家背着一捆捆画报走街串巷,一家家地敲门推销,竟然破纪录地将画报的订数扩大到10万册。要知道,当时香港的总人口不超过500万,平均50个人就订有1份,这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第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大型画册1985年9月终于在香港出版。我们邀请王世襄先生亲自来香港主持设有小型明式家具展览的新书发布会。展品是向香港当地的藏家罗桂祥、梁鉴添两位先生和伍嘉恩、袁曙华两位女士商借的。这次新书发布会轰动了整个香港文物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王世襄先生成为新闻焦点人物,各文物艺术团体纷纷邀请他演讲座谈,在一次有不少西人参加的聚会,王世襄先生以流畅纯正的英语发言,令与会者大为惊讶。此外,黄天兄为该书的发行,还建议出版红木盒编号特藏本200册,并请王世襄先生逐一签名其上,又在苏州订制一批红木家具小摆设,作为预订读者的礼品,结果被预订一 空。这部当年售价450元的大型画册竟成为畅销书。同年秋天连同已经由专家译成的英文稿带到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很快就达成美、法、德等三种外文版的协议,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而中文版除香港三联版和北京文物版外,还出版了台湾版。

萧公本人的性格一向温文尔雅,反对任何偏激和过分的行为,私下里,他曾表示过对某些“左”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上级要他带队去示威,他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哪怕是去坐牢也义无反顾。我想,这反映出萧公性格的两个侧面:他既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同时也是富有血性的刚烈男子汉。

  由于《明式家具珍赏》一炮而红,王世襄先生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读者都翘首以待。因为《珍赏》赚了钱,三联可以为这部专著的出版 投入更多的资金,而王世襄先生在国际学术地位的奠定和《珍赏》的畅销,又保证了这部专著的市场。《研究》近三十万言,插图三百多张,图版四百余帧。黄天兄 从内容和读者阅读方便来考虑,决定提高专著的出版规格,编辑成文字卷和图版卷,精装加护盒,并发动整个美术设计组投入细致精准的装帧设计工作。其时又加入 了陆智昌,和之前的黎锦荣、马健全等一同构思设计,《明式家具研究》终于在1989年7月在香港首发面世。《明式家具研究》先后出版中、英两种文版,但这 已是后话了。因为我已年届六十,1986年6月30日就退休了。后来的工作都是在黄天兄带领下完成的,我在这里惟有表示感激之情。本来我还有一个心愿,把王世襄先生过去研究过和玩过的其他学问也陆续出版成书。以明式家具图书赚到的钱,贴补其他可能要亏本的书,但我已退下岗位,无法实现这个宏愿。但王世襄先 生在两部明式家具画册出版之后,早已是闻名中外的大学者,许多出版社都争着为他出书,他的绝学都已先后载诸文字传世了!

巴金《随想录》的第一个出版人,是萧公

  王世襄两部明式家具专著版权问题的症结

作为出版家,萧公一生事业的春天是在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他接任了三联的总经理,恰逢中央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同志对香港三联做出了指示,说“香港的书店要为香港人做事”,同时要求三联:“立足香港,背靠大陆,面向世界,沟通台湾”。这时萧公感觉到可以大显身手了。

  中港合作出版优势互补

萧公和当时编辑部负责人潘耀明等开始策划原创选题,香港本地资源不够,就找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仅仅几年中,就推出了《历代诗人选集丛书》40种,《回忆与随想文丛》20多种,《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50种。还有《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各12卷,等等。从此时开始,香港三联在读者中声名鹊起。

  前文已经提到:光靠供应内地出版物已不能满足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人和外国人士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现状的的需要。今后应以繁体字多出版一些图书。除中文版图书外,还应适当出版一些以英文为主的外文图书,设法进入国际市场以满足外国人士和部分华人的需要。但是香港稿源严重不足,香港出版社直接向内地作者和文化学术单位组稿也是困难重重,于是想出与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办法,由内地出版社提供稿源,香港承担编辑设计的加工和印刷。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社陆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不少适合港澳台和海外读者阅读的书稿。其时,港澳台及海外正流 行出版大型画册,我们先后与内地中国建筑、文物、天津美术等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敦煌艺术》《中国古建筑》《苏州园林》《西藏布达拉宫》《中国园林艺术》 《天上黄河》《藏传佛教艺术》等等,都很畅销,而且大型画册也适宜与外国出版社合作出版英语等外文版。凡是已经出版内地版的书,一般我们都采取支付版税的 方式,凡是尚未出版的书,则采取由内地出版社供应已经编辑的稿件,再由香港三联按照国际规格加工成书,在香港印刷后,以版税、稿酬或提供印刷用菲林或印张若干册(大型画册类一般都采取提供香港印刷的内页印张,一般都均达1-2千册)的方式代替版税,然后在内地装订成画册销售。至于内地编著者,因组稿者是内 地出版社,所以均由内地出版社与编著者结算稿酬或版税。这个办法实施多年,达到了中港合作,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出版者和内地编著者普遍接受,认为对各方都有好处。

也许有人说,这些事做起来不难,主要是靠内地人帮忙编辑,到香港出书而已。其实不然,这些图书的策划,都是两地共同论证和部署的。香港三联加入合作,给内地出版社带来一些海外图书市场信息和出版理念,同时也在资源上给予支援,使内地同事们增强了合作出版的信心。所以这些合作项目,结果都是双赢。

  为何出现版权争议,如何解决

我记得80年代初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周围几位老编辑都参与了《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编选工作,他们是很为自己能给香港三联编书而感到自豪的,因为同样一套书的香港版,设计印装水平大大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的版本,很值得收藏。再如《回忆与随想》文丛,虽然组稿主要依靠北京三联的编辑,但是它的策划分明受到萧公等香港三联编辑的影响,结果是内地编辑根据港台海外读者的需求,邀约巴金、老舍、柯灵、徐铸成、陈白尘、新凤霞、黄裳、臧克家等文坛名家撰写回忆录和随笔。

  至于我们与北京文物谈明式家具两书的合作出版事,王世襄先生也有出席参加,他当时十分兴奋,对如何合作出版他也毫无异议,也许他根本不在乎这 些,只满足于由一本书改成两本书,而且出版中港两地两个版本,更可以远销世界各地,他的多年研究明式家具的成果,终于可以吐气扬眉了!正如他后来亲笔书赠我的五言古诗条幅中的两句话:“从此言明式,不数碧眼胡”!直至《明式家具珍赏》于1985年9月出版,我们邀请他亲自莅港出席首发式,在港期间,也是兴高采烈,从未提起有关版税的事。

这套书的选题,也是双方互补的。例如,大家可能听说过北京三联范用先生承诺“一字不改”出版巴金《随想录》的故事,文化界一直把这事传为佳话。但其实范用先生出版的只是《随想录》的5卷合订本,时间是在1987年。而在此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从1980年就开始陆续出版了《随想录》的单行本。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香港三联还领先一步,于1979年就出版了《随想录》的第一集,并且就收录在这套《回忆与随想丛书》里。大家同样都是“一字不改”的。所以若是追根求源,《随想录》的第一个出版人,是萧公。

  但是王世襄先生从香港回北京之后,眼见《珍赏》如此畅销,以为香港三联赚大钱,于是产生不满情绪。我们也逐渐发觉我们原来与内地合作出版的方式 对一般画册是可行的。但像王世襄先生那样畅销的画册,作者是吃亏了。其时,我已于1986年6月底退休,有关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两书的出版事务均由继任总 经理董秀玉女士(从北京三联调来香港)和黄天兄承担。后来由香港三联和北京文物加签了“会谈纪要”,解决了争议。并得到北京文物的让步,改由香港三联与王 世襄先生直接签订《明式家具研究》的协议。三联还在样书方面尽可能满足王世襄先生的需求。版权方面的争执总算得到妥善的化解。

因为从事原创出版,萧公和香港三联也联系了很多作者,其中大多是名家。北京三联也从中受益。例如,人们知道,黄永玉先生和北京三联关系紧密,90年代就在这里出版过《永玉六记》,但是大家未必了解,80年代,萧公率先在香港出版了黄永玉的《永玉三记》。再如,我在北京三联工作时,曾经出版过杨振宁先生的几部著作,我总对人说,杨先生是三联的老作者了。其实杨先生的第一本回忆性散文《读书教学四十年》,早在萧公主持出版业务时,就在香港三联出版了。

  结论:合作成果大于一切

做出版最重要的是眼光和魄力,也就是所谓的胆识。这就是要看得准,敢拍板,对于有价值的选题,毫不犹豫地投资、支持。萧公基于多年从事进出口和图书发行工作的经验,做了不少堪称大项目的出版策划。拿上面提到的一些丛书和文集来说,对于经济并不宽裕的香港三联来说,都是不小的风险投资,但萧公敢作敢当,这样才使香港三联积累了一批作者和选题。他根据廖承志“面向海外”的指示,敏感到三联除了可以用中文出版中国传统文化读物以外,还可以把这些书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出版。于是他利用香港三联在图书装帧设计和印刷方面的优势,组织出版了多本大型画册,如《敦煌的艺术宝藏》《西藏的布达拉宫》《藏传佛教艺术》《中国园林艺术》《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等。

  经过以上陈述,可以得知王世襄先生两种明式家具专著的版权问题本来早已得到解决。王世襄先生纵有不满,也仅一时。因为他看到自己穷其一生的钻 研,通过出版,成为“明式家具学”的创始者,获得全球文博界的赞誉,并荣获这份荣耀,这份喜悦,应不至于为区区版税放在心上。何况1986年补签了“会谈 纪要”之后,王世襄先生便直接和香港三联签新合同,委托香港三联编辑出版他那毕生研究结晶的《明式家具研究》。这完全是对香港三联的信任。更进一步说,当 早期香港三联和文物签订的合作出版协议约满后,王世襄先生又已谢世,他的哲嗣王敦煌先生对香港三联仍然十分信任,以承继人的身份,直接和香港三联签订新的 出版许可协议。所以今天还谈甚么“无奈的合约”,是对事情没有全面的掌握和了解。将旧案的枝节拿来翻炒。既没有必要,也污蔑了当时香港三联一批热诚的编辑出版人员,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香港三联是十分不公道的。

每一本除了香港、台湾的中文繁体字版以外,还有英文版,有的甚至有德文、法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香港三联早在1981年就用《敦煌的艺术宝藏》这样精美的大型艺术画册向西方介绍敦煌,这在中国出版界肯定是个创举。因此可以说,萧公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有筚路蓝缕之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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