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峰:西周封建说的终结

2019-05-10 12:17栏目:历史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与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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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熟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五阶段论,西周曾被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后又被认为是与欧洲中世纪相近的封建社会。可是,近年来欧洲史学界的研究表明,Feudalism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的正当性已经被摧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李峰教授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和考古多年,其著作《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先后在国内出版了中文本,他在书中指出,由于Feudalism的致命缺陷,对西周封建说这一概念的颠覆也势在必行了。

【作者简介】

您在《西周的政体》一书中,对“西周封建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我们注意到,您指出在西方史学界,所谓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基础已经彻底动摇了,这是不是您对“西周封建论”提出批评的起因?

李峰,陕西宝鸡人。1983年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硕士,之后从事丰镐遗址的发掘。1990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赴美国后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李峰:可以这样说。不过,我想首先说明一下表述的问题。“封建”这个词是战国时期思想家的创作,讲的是西周早期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从而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基本国家体制。当然,“封”和“建”这两个字在西周时期的金文资料中都有出现,其语义和战国思想家的用法基本相同。这个“封建”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史学中被传承了下来,如唐代的柳宗元写过《封建论》的名作。如果说是这个意义上的“西周封建说”,那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来源于Feudalism 一词,经日本学者翻译成“封建”的所谓“西周封建论”。经过这一翻译并经过中国学者的普遍采用,“封建”(Feudalism)便成了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建构,而不是传统史学中“封建亲戚”的意思。进而,在现代史学中的“西周封建论”也有两个不同的意思:西方学者所说的“西周封建论”(Western Zhou Feudalism)说的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大多学者强调政治制度方面)与西欧中世纪的所谓 Feudalism 相似,西周国家的主要政治关系是一种 Feudal 关系。与此不同,中国学者过去所讲的“西周封建论”则是指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强调的是地主和农民之间通过地租剥削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其来源同样是西欧中世纪的 Feudalism。因此可以说现代史学中的这两种“西周封建论”是同源而异流,但它们和传统史学中所说的“封建”都是不同的。

现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长期从事西周时期考古和历史,特别是西周金文的研究,为西方中国早期研究的重要学者,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中国讲座,2006年起主持山东龙口归城周代古城遗址的调查及发掘至今。中文著作另有《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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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 Feudalism这一概念的确立也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语源是法语的feu、feud, 或 feudum,指的是中世纪法兰克王国一种特定的土地占有方式。Feudalism一词大约出现于十九世纪中叶,当然它也是西方现代史学中的一个理论建构,反过来被加在中世纪历史之上。但是,这一概念经过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和赣绍夫(F. L. Ganshof)等著名史学家的论述,成为主导欧洲中世纪研究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但是,随着西方史学的进步,Feudalism这一理论建构的缺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地被揭露出来。最早发难的是伊丽莎白· 布朗(Elizabeth A. R. Brown),她于1974年发表的《一个概念的暴政:Feudalism和欧洲中世纪史学家》,揭示了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另一个对Feudalism的重炮是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于1994年出版的《领地和封臣:重新解释有关中世纪的证据》。在这本书中,雷诺兹仔细分析了作为所谓 Feudalism 的两大要素的 Fief和 Vassal 制度在欧洲独立形成的复杂过程,认为这两个制度的真正结合,即形成所谓“领地-封臣制度”(Feudo-vassalic Institutions;这是雷诺兹的表述,一般用复数,以之代替 Feudalism)是到了十一或十二世纪才完成,而且在欧洲各地情况都不一样。换句话说,Feudalism 这一后起的概念既不能概括欧洲中世纪的全部历史,也不能反映欧洲不同地区的特殊现象。相反,它只是阻止人类去看到这些特殊现象和了解欧洲中世纪历史的复杂性。现在西方史学界虽然仍有人用这个概念(特別是在一些为大众所写的著作中),但是大部分学者相信 Feudalism 作为一个学术范畴的正当性已经被摧毁。即使仍然使用这一概念的学者,也往往是把它重新定义,紧扣其字源,即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赏赐 Fief的制度。

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 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中国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封建”(Feudalism)的概念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使用也有一些批判,但是这些批判基本上都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学术范畴中进行的。我本人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则是究其本源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基于不同学术传统(即西方的史学传统,包括作为史学的汉学传统)的批评。如果说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讲的 Feudalism 是一个错误的建构,那么由它发展出一种概括社会形态的模式(即所谓的“封建社会”),再把这一模式套用在古代中国社会之上,这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连锁性反应。这不仅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问题,对同样源于欧洲十九世纪学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自然也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的颠覆是势在必行的。

【前言】

在新的定义下的西欧封建制或“领地-封臣制”,与西周实际实行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些差别是根本性的吗?

本书扬弃以往学者“官制”研究的老路,完全基于西周金文,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最早的官僚政府——西周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逻辑。作者认为,以灭商为契机,周人开启了致力于实际政务的新政治传统。到了西周中期,西周政府在册命程序、官员选拔和升迁,以及政令的阶梯化等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官僚政府的特征。

李峰:我把你的问题换一个方式来问,即: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和西周实际的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分为表象和实质两个不同层面来论述。表象是我们在史料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实质则与两个社会的不同起源有关,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表象之后的深层原因。先说表象层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谓的 Vassalage 是两个自由的男人之间的一种排他性的私人“婚姻”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法理上之平等地位和相互责任之上的契约性不平等关系(这里的关键词是“契约性”,即英文的 Contractual)。但是,周王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而是一种君主和属臣关系,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不可以想象西周时期的某国诸侯可以把周王告上法庭,或提出中断他对周王的臣属关系。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封臣却可以这样做。第二,欧洲中世纪领地并不是一种全产权的土地;而是领自领主,其权利在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契约中有具体规定的一块土地。从根本上讲,领地是一种生活补贴,它是不带有司法权的;有时一块领地上的司法权既不属于封臣也不属于领主,而属于第三者。从这点讲,领地只是欧洲中世纪诸多不同的土地占有或领有形式的一种,因此也不足以用来概括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制度。

本书进而论述地方诸侯国的权利、义务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西周国家的性质是通过亲族组织对成千上万的“邑”进行分层的编排和控制,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与此不同,西周的封国是西周国家权力的具体体现;诸侯在领受土地时同时也领受到大量的人口,并领受到在这些土地上实行政治和司法统治的权力。因此,每一个封国都是一个集民事、经济、司法和军事权力为一体的政治实体,它与欧洲中世纪的领地是完全不同。第三,在军事方面,欧洲中世纪实行领地-封臣制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减轻领主装备他的战士的负担,所以在领地-封臣制度实行起来以后,欧洲的国王一般是没有常备军队的,而只是在战时召唤自己的封臣参战,而封臣则会带来他们自己的骑士(当然这并不是国王组织军队的唯一途径)。封臣入伍以后,在欧洲的定制是他们只服务四十天,这是由他们的契约规定的无偿服务。四十天以后他们可以随时离开,领主无权要求他们无偿超期地进行服务。关于西周的军事制度,我们可以肯定周王手头是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的,这就是金文中常常讲到的西六师和成周八师。这是完全不同于领地-封臣制度的一套军事制度。

【学者推荐】

新濠国际,另外还有两个误解必须澄清。首先,很多学者,如西方汉学中“西周封建论”的主要倡导者顾立雅(Herrlee G. Creel)过去把 Feudalism 误认为是一种政府的组织形态,他认为西周政府即是这样组织起来的。但实际上领地-封臣制度并不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通过在国王和其属臣之间建构新的私人关系的方式来保证政府有效运作的办法。第二,过去一些学者往往将所谓西周的“五等爵”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称谓相比附,这也是一种误解。欧洲的系列爵称在领地-封臣制度出现以前早就存在,他们代表了迈洛文(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和卡洛林(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国家的基本政治体系,并非所谓 Feudalism 的一部分。所谓的“五等爵”也并非西周的制度。我最近论述,所谓的“五等爵”称系列实际上可能是春秋时期与“霸”的制度相伴随而兴起的一种制度。

夏含夷:“李峰《西周的政体》一书对西周政治制度作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和说明。可能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此书采用了包括中国和西方目前最完善而先进的研究方法。我相信,这会促进中国年青的历史学者走出传统的研究,创造出一种国际的史学方法。”

从实质层面上讲,领地-封臣制度在欧洲的出现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欧洲中世纪出现,主要是因为日耳曼人社会仍处在一种部族组织状态,其主要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武士对于首领的私人依附关系,而缺乏拉丁民族中长期形成的那种公共权力意识。但另一个方面,占领罗马帝国以后的日耳曼人却接受了拉丁民族的法律观念甚至体系,特别是契约制度。因此,在中央政权削弱的情况下,他们将这种私人的依附关系用法律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逐渐加以推广,这对加佩王朝(Capetians)时期法兰克人重建政治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换言之,它是一种通过在国王和其属臣之间建构新的契约性质的私人关系的方式来保证政府正常运作的办法,是附加在原有政府组织之上的一个制度。它在本质上是加强王权的一个办法,而不是削弱王权的一种组织形式。

李零:“西周史的考察是一门结合着文献、文字、考古、历史多方面的研究,李峰先生对各方面的材料有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是其突出特点。”

西周国家是两次东征的产物,其国家的形成过程和政治权力的组织逻辑与欧洲中世纪日耳曼人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西周国家的实质是将周王和其子弟之间的亲族关系直接转化成一种国家组织形式。因而,周人用来维系中央对地方权威的是血缘纽带及姬姓与非姬姓宗族的婚姻关系,而整个西周社会可以说是一张由血缘和婚姻纽带编织成的大网。周人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来推行一种法理契约性关系并以之来加强政治权力。我们并不是说周人没有私人性的契约关系;从金文中知道他们当然是有的。但是,把这样的一种私人性的契约关系引入政治关系从而形成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这恐怕要到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了。但是,这是周人中央权力的式微和血缘宗族制度衰弱的一个产物,这是后来的变化,而非西周的制度。

【中文版自序】

我自己关于“封建”问题的论述最早见于200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之后在2008年出版的《西周的政体》中也有进一步的讨论,其目的是反对西方汉学界流行的“西周封建论”(Western Zhou Feudalism)。应该提到,2005年许田波(Tin-bor Victoria Hui)教授出版了她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也是一个将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例子。显然,许田波并没有看到我对“西周封建论”的批判,而是以周代社会的Feudalism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西欧早期近代历史相比较。最近,丹麦奥胡斯大学的乔根·莫勒(Jrgen Mller)教授就许田波的比较研究写成了一篇长篇批评,我有幸拜读此文。在这篇书评中,莫勒教授详细引用我对 Feudalism 的批判,重新检讨了许书比较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莫勒的论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我对此也表示同意:第一,相对欧洲中世纪而言,周代的社会缺少法理契约传统(Legal contractualism);第二,欧洲中世纪有许多独立于世俗王权的受制度性保护的特权力量,如独立的城市及其市民,教堂及其神职人员等,而在中国周代世俗王权一直都强大,缺少那些独立的社会群体。因此,周代的中国和欧洲中世纪乃至早期近代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也许可以看作我们有关“西周封建论”的讨论对欧洲历史研究的一个反馈吧。希望莫勒教授的这篇书评能够及早发表,以飨更多读者。

历史这一门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记述(Historical Documentation),另一部分则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y)。就历史研究讲,我认为历史这门学科基本上是一门解释的学科;它是一个有关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关系以及这些众多事件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如彼)联系起来的一个解释系统。这种解释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历史的发展背后有一种逻辑的关系,而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之间有一个结构性的联系。由于这种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存在,历史的发展有其可推测性或可预见性(这并不排除偶发事件的存在),从而跨越文化和地理环境的所谓比较历史学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才可能发挥作用,而所谓的“以古喻今”,“理阐方来”(章学诚语) 也才有意义。从另一方面讲,个别的历史事件只有在整体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历史的背景联系(Historical Context)中才有意义,否则即使把它们研究得再清楚,它们也只能是“没有形状的一堆事件被不恰当的称作历史”(“The shapeless heap of facts improperly called history”—孔德语)。[1]了解事件与结构、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历史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西周与欧洲中世纪的制度有如此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只能放弃“封建”的定义,那么您觉得该如何描述西周的政治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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