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0世纪30年代初艰辛岁月: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2020-02-24 23:25栏目:历史

本文节选自《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恩来》,作者:刘明刚 原载于:《红岩春秋》2013年第2期

照顾大局 相忍为党

有的说:王、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

——周恩来20世纪30年代初的艰辛岁月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极不平静的岁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干预下,连续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与派别纠纷,并一度陷入混乱。在30年代初作为中央实际工作主要领导者的周恩来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一段复杂艰难的岁月,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便有了这种可能。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写了四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若干问题上发生分歧,共产国际远东局无端指责中共中央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右倾动摇”。15日,周恩来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远东局的指责。为早日结束同远东局的争论,避免影响工作和革命局势,中央决定委派周恩来去莫斯科报告工作。1930年5月,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受到欢迎,其间斯大林还专门接见了他。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6日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先后在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这四篇笔记是《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与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周恩来赴俄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左”倾思想开始抬头。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在全国成熟。于是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认为武汉、南京尚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6月25日,中央致书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强调中国面临直接革命形势,告以在“6月11日决议”问题上同远东局发生争执,要周恩来务必向共产国际力争。周恩来此前虽然与中央一道,同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过分歧,然而自1929年冬以来在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的策略上,是与李立三等持不同意见的。他对于“6月11日决议”的看法和态度同远东局及共产国际的意见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接到“6月11日决议”后,于7月23日即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7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要求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中共中央接到复电后即于8月初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李立三既对共产国际的决定愤愤不满,又误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发展的总趋势是因为周恩来没有报告清楚所致。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次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为阻止李立三的武汉、南京暴动计划,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相继回国,贯彻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积极筹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据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周恩来是三中全会实际的主持人,但他总把瞿秋白推到前面作报告,作总结。因此,瞿秋白会后成为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周恩来在关于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谦让而不居功的做法更是令人钦佩。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运动前的情况。他在发言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在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刻的分析,而又不以偏概全,能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中共“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思考,并与当年参加“六大”的同志交换意见后,周恩来于1944年3月3日和4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党的各项政策,“六大”本身及其影响等6个部分对中共“六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统一全党认识、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对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均有重要作用。

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的总体思想来源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左”的进攻路线,共产国际虽然批评了李立三的做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而是阻止其即刻组织武汉、南京暴动计划。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又发生了变化,将其实质定性为“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即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并由此而导致对六届三中全会的严厉批评,指责其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显然,这在实际上抹煞了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功绩。尽管如此,11月25日,中共中央仍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来信,并承认对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同时给赴苏的李立三写信,要他公开承认错误。

遭过火批评被认为是“犯经验主错误”的代表

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路线讨论会上,共产国际执委的发言将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共产国际在批评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犯右倾调和主义错误的同时,还指责其压制王明等人,说他们是懂得马列主义的,且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央没有重用,完全是由于“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这样,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箭双雕,既批判了李立三,又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功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强大政治压力下,首先由周恩来起草发出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承认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随即取消王明等人所受的处分,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提议委以王明重任——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从而使其有机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为他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一直较好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周恩来,虽蒙受不白之冤,但仍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合作。

延安整风运动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有过火的偏向。

在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及其随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定性的剧变,及由此而导致的对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的否定,引起党内意见分歧、思想上的混乱及派别组织的小动作,使当时还处于秘密工作下的党中央陷入被动的危险境地。当时有三种力量或小组织的派别活动,在党内形成一股反中央的风潮。王明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罗章龙等则把持全总阵地,既大声疾呼反对立三路线,又猛烈抨击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小组织的派别活动面前,周恩来站在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立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内发生的争议和派别纠纷,影响党中央的威信,对党有危害。为了顾全大局,他同意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接受共产国际路线的,“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为了消除党内的派别纠纷,使全党统一到共产国际路线上来,周恩来还在河南省委会议上,根据中央紧急通告精神说服了多数人,但仍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他们甚至叫嚣要撤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中央领导职务。为了避免党遭分裂的危险,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同瞿秋白再度承担六届三中全会犯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甚至主动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请“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

书中还指出,当时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甚至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提出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次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三中全会主要领导人轮流主持,周恩来代表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共产国际召开会议的意图在于扶植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机构、掌握领导权,因此名单实际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称“国际名单”。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批评。罗章龙等人强烈反对候选人名单,甚至威胁说如果用“国际名单”就退出会场。在激烈争论的情况下,最后经过选举表决,终于使王明等人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达到了共产国际预期的目的,而会议也仅十七个半小时就仓促结束。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读〈周恩来传〉笔谈》中写道:

尽管六届四中全会未能防止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十分困难的境况下,“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较好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孤立了罗章龙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尽最大努力维护了党的团结,使党度过艰难的岁月,为后来使党的路线转移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创造了条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郑德荣)

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

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如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

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

版权声明:本文由新濠国际发布于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周恩来20世纪30年代初艰辛岁月:照顾大局相忍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