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濠国际:“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纪念《辉

2019-10-20 15:02栏目:历史

建国之初,1950年10月,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正式拉开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大幕。 参加辉县考古发掘的人员中,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先生担任团长,副团长则由郭宝钧先生担任,秘书则为苏秉琦先生,团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徐志铭、赵铨、马得志、魏善臣、白万玉等先生组成。他们后来都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和著名专家。 发掘工作从1950年开始至1952年结束,1956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辉县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考古图书。新濠国际 1座谈会现场新濠国际 2座谈会现场 这部报告所遵循的田野发掘报告编写和出版范式,对长期以来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报告中所描述的按照探方来发掘,采取地层关系分析、器物类型学分期断代的方法,以及对所获遗物进行描述介绍,特别是对战国车马坑中“车痕”的保护和提取等,反映出当时考古工作者科学、先进的田野考古理念,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收获,而其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在日后多地点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中被广泛应用。《辉县发掘报告》也由此成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编写的范本。 今年恰逢《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为纪念这部报告的出版,缅怀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科学出版社、河南省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新中国考古从这里走出——纪念《辉县发掘报告》出版60周年学术座谈会”于2016年12月22日在科学出版社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洛阳市考古研究院、辉县市政府等近30位考古专家参会,同时还邀请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文物报社、人民政协报、中国考古网等媒体代表参加此次座谈会。新濠国际 3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 座谈会由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主持。新濠国际 4新濠国际,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致欢迎辞 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致欢迎辞,他回顾了科学出版社建立、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就,强调了考古文物学科在科学出版社的重要性。他强调重新影印出版此报告既是为了满足学术界需求,为了经典再现,也是为了继承科学出版社的优良传统。他最后对报告编写的前辈学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新濠国际 5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致辞。他指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辉县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好好纪念在新中国考古学史上有意义的辉县发掘。作为出版新中国首部考古报告的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是考古出版界的重要力量,是考古研究所最早和最好的合作伙伴,他们为考古界贡献了大量有分量的出版物。王巍所长代表考古学界对出版社的诸位同行表达了敬意和谢意。辉县发掘和报告出版至今都经历了60年历程,从中我们看出一个国家的学术必然同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6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取得的成就翻天覆地,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对为新中国的考古学事业的发展付出辛劳的众位参加报告发掘和编写的人员及老一代考古人表达敬意。他们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值得我们现在的考古人提倡和学习。我们要继承老一辈学人的优秀传统,将青春贡献给中国的考古事业,这才是对老一代考古人的最好纪念。新濠国际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讲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在讲话中提到,1956年出版的《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第一本考古报告。书名由郭沫若先生题字。这本报告的出版为以后报告的编写提供了一个样本。报告最重要的特点是资料非常齐全、描写非常详细,所有发掘出来的重要遗迹、遗物都做了客观详细的介绍,这体现了考古发掘报告的第一个要求,必须是资料齐全,客观真实。他提出考古发掘报告怎样编写要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一定要把材料原原本本、客观的发表出来。通过此次纪念会,我们要认真总结怎样才能编写出更好的考古报告,这一点仍然是当前考古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李伯谦先生指出,在目前出版社越来越多,报告出版数量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应该加强不同出版社之间的相互交流,进而继续推进考古报告的出版事业,以期使考古报告出版的水平更上一层楼,赶上考古学科的发展。新濠国际 7河南新乡市副市长、辉县市市委书记王天兴先生讲话 河南新乡市副市长、辉县市市委书记王天兴先生对辉县考古发掘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他表示辉县的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存,第一次成功的剥剔了战国车马坑,第一次发现了战国王室大墓,第一次出土了战国铁质生产工具,编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报告,这众多第一,都说明了辉县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他还对辉县历史沿革、考古文物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新濠国际 8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王铮副处长讲话 国家文物局考古处王铮副处长:考古发掘报告是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辉县发掘报告》记录了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水准和工作方法,对中国考古学界之后编写考古报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考古学史册上有着深刻的意义。辉县考古发掘中体现出新的工作方法,如车马坑的发掘和保护工作等,并真实记录了其全部面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具有重要意义,其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在日后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其发掘过程和处理遗物的方法对后来的田野发掘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现在考古报告的编写方式怎样变化,都能从这部报告找到开创模式和发展影子。王铮处长借此机会对发掘者和报告编写者表达了敬意。他提到,目前报告的编写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效率更高,内容更丰富,体例上不断创新,全面系统的刊布考古资料,吸纳多学科研究成果,为考古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认为考古成果的出版工作是与社会分享考古成果的过程。十三五期间,要加大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继承优良传统,不断创新,服务于考古研究的需要,全面反映学科发展变化情况。 座谈会现场还举行了科学出版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乡市、北京大学的赠书仪式。新濠国际 9座谈会现场新濠国际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研讨 最后的研讨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诸多学者纷纷对《辉县发掘报告》对现代考古报告编写工作的启示、未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体例、包含内容等问题发表意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指出,《辉县发掘报告》中,夏鼐先生对车马坑的清理记述的十分清楚,这让我们对清理车马坑的实践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一点恰恰是现在考古报告缺少的,对现在考古报告的编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指出,这部报告中绘图的精致和准确是现在的报告无法达到的,他认为从田野绘图到室内器物绘图,线图的作用无法取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则认为,这部报告给予我们三点启发:一,考古报告要尽快整理出来,这对现在的考古界是一个警醒,对今天考古报告的整理是一个借鉴;二,除了报告应该刊布的内容以外,可以增加一些个性化的内容。三,这部报告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考古史的研究,尤其是新中国考古史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研究员则从当时辉县发掘中应当地群众需求,考古队在辉县和新乡两地对文物进行了展览这件事出发,对老一辈考古学者在公共考古工作上的开创性举措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希望我们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将考古成果及时传递给公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研究员认为《辉县发掘报告》在器物图和田野图绘制工作上的精细和准确,达到了现在难以企及的高度,而现在考古报告中的图越来越简单,没有光影效果。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这部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和学科发展的动力,它确立了一种范式,现在及未来对范式的修正和完善,这恰恰是现在发掘者和编写者的动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提到在辉县考古发掘中,夏鼐先生几乎凭借一人之力,发掘了第一个车马坑。这对现在考古教育有很大的警示和鞭策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努研究员则指出了这部报告对目前考古报告编写的启示,在报告中,遗物与遗迹之间、遗迹和遗迹之间的关系,都需要在报告中体现出来,这种背景关系,在深入研究时将会有重要作用。诸位学者还就探索资料发布、报告编写和互联网相结合的道路、考古报告的资料翔实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阐述。 《辉县发掘报告》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田野报告,还是科学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考古报告。它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就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而这在日后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和重视,并成为要求。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就要着手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公布,及时出版,为下一步的考古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学科基础。

素绢为封,凤鸟为饰,令这本原版影印而成的文献更显古朴、厚重。被学界公认为新中国田野考古“第一号报告”的《辉县发掘报告》22日在北京重印出版,以纪念这一考古学经典文献出版60周年。 1950年至1952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前身)在河南北部的辉县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多处商代、战国、汉代的遗址、墓葬。特别是琉璃阁甲乙二墓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是研究战国时期用玉制度的重要遗存。新濠国际 11 《辉县发掘报告》系统地纪录了这一历史性的发掘和遗物分析工作,于1956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丛书名为“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第一号”。它也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考古类图书。 “辉县发掘启动了新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则开创了新中国考古报告编写、出版的先河。 王巍说,发掘结束后就要立刻着手考古报告的整理、公布和出版,这成为其后中国田野考古中不断被重申、强调的学术要求。 白发苍苍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还记得,自己买的第一份考古文集就是《辉县发掘报告》。由于年代久远,这本书在图书市场早已难觅踪迹,为数不多的拥有者几乎将其视为文物珍藏。 李伯谦说,报告所创立的“地点为经、年代为纬”的编写模式,被广泛应用在其后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等工作中,已成为考古报告编写的规范体例。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用“群贤毕至、考古先声”形容这部文献诞生的过程。参与辉县发掘的考古队员既有考古学家夏鼐、郭宝钧、苏秉琦,也有当时还是普通所员的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等,他们风餐露宿,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并进行了绘制线图、器物修复和照相等工作。 “后来,这些先生陆续成为中国考古学界不同领域的学术权威,”孙英民说,报告的丰硕成果也使后人得以一窥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科学、先进的田野考古理念和方法。 据出版方、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社长闫向东介绍,原版《辉县发掘报告》为8开本,布面精装、彩色插页,是当时条件下的印刷精品,重印版则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版的风貌。 “这么安排是为了尊重那段历史、缅怀已故的考古前辈,”闫向东说,重印《辉县发掘报告》不仅是要纪念新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更是要弘扬这部报告对于当下学术研究、出版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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